| | “当忧则忧，遇喜则喜”，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纵自我之间只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忿过度会导致对社会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命”，就会堕落；就算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喜过忧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
忌忧，找乐。这是现代人的忧乐观。生活中本来恼人的事就不少，假如你再庸人自扰，不是活得更累吗?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卢梭说：“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忧虑和我们的痛苦，都由我们自己引起的。”人家“下海”，我下不了，忧心忡忡，钱挣不到，本职工作也荒废了；人家孩子成绩好，你的孩子贪玩，便整天吵吵闹闹，连逼带打，更有甚者把孩子打死；年轻时为自己不成熟而忧郁，年长了，为头上多了一根白发、一条皱纹而郁郁寡
欢，大有迟暮之感。其实，这些都属于应该注意，却不值得忧心如焚的事情。关键还是要自我调节，实在想不开，就从养生之道去考虑，经常忧郁容易早衰，长期忧郁会致癌。
忧也好，喜也罢。有时在客观环境不变，或者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得靠主观调节，努力减少忧虑，多寻找一点快乐。把目光放远些，不要为眼前的境遇所困扰，所压倒；不要被绳头小利所诱惑，所腐蚀，做一股“浅浅水”，让它“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
现实生活永远充满矛盾，问题是有了忧愁要学会自我解脱，自行排解。虚己游世乐逍遥
为了更好地领会糊涂学关于生命快乐之思想，我们不妨单列一条，讲讲庄子的“虚己游世乐逍遥”的思想。
生活在战国中晚期的庄子，虽学富五车、满腹济世之才，却一生不仕，他经常生活窘迫，有时竟靠借债度日，但仍能飘逸洒脱，照样赋诗、讲学、高歌、操琴，人生的一切，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不想生疏，但又从不被物所累。有一次，庄子去拜见幼时的朋友而今发迹已高居相位的惠施，可这位老朋友惠施以为庄子是找他通门子要官做，他担心才德高于自己的庄子会危及他的爵位，会见显得不自然，有些言不由衰。庄子当即明确表示：他视相位、
官爵如腐鼠，根本不屑一顾。当楚国的君王知道庄子才德双全，出重金聘请他辅佐时，他更是以讥讽的口吻说道：“重金聘请我辅政，无异于将我作为供品摆在祭坛之上，到头来只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而已。”一口回绝了邀请。他大力追求精神自由，放任自己的情感，使之不受外物的驱伸而消沉-
在其著作<庄子·山本)中主张：“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立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翻译成白话，庄子是说：人要活得轻松愉悦，只有驾乘双翼，一翼修道，一翼养德，随风漂泊。逃出世事与物欲的纠缠，不受称赞，不被遣谪。顺应社会的变革，改换自身的形色。时而像天上的金龙那样腾飞，时而像洞中的黑蛇一样蜇伏，不要固定的住宅。该显扬便显扬，该隐匿便隐匿，总以合乎自然和天性为原则。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外物，却不被外物所役使。玩味万物同根，要在虚无，悟得众生皆是过客，谁也不比谁
优越。是人就该自己作主，岂可作那过客之客，被他们任意摆布!一旦作主便自由，怎么会受到外物的拘束和劳累呢?
一个人倘若能听任外物、处世无心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世，谁还能伤害他呀!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且瞬息变化的，人又不可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如何能虚己以游呢?庄子的主张莫不是空想，胡诌?其实若能从整体上窥探一下庄子的思想，
他的主张是不无道理。他极力主张“保生全身，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即追求一种“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无可避免地要受到生与死、时与命、情与欲的影响以至羁绊。因此要想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这种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只能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通过某种精神修养即具备一种“外天地、遗万物、退仁义、摈礼乐”的、游乎尘垢之外的“定”的心理环境；一种能将自我的存在和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存在整体相融相合的，从而可以“逍遥以游世”的心境，方能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体悟、设计了这种心理环境，可是这种心理环境不能与生俱来，也不会从天而降，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养。如何修养出这种心理环境
呢?庄子在这里指出的具体方法是“无欲”，即在修养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去掉情与物的欲念，保持一种恬淡、寂寞、虚空、无为的境界，方能慢慢养成那种精神绝对自由所需要的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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