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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国职业女性要职位不要补贴
| | | | 多年来德国政府每年拿出1500亿欧元用于家庭补贴，目的是激励更多的适龄人成立家庭、生儿育女。尽管如此，德国育龄妇女，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妇女依然不愿生孩子。据统计，德国具有初中毕业水平和中等专科学历的育龄妇女中，22%没有孩子，普通高中毕业的妇女38%没有孩子，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妇女40%不要孩子，而具有大学文凭和博士头衔的育龄妇女不生孩子的达44%。德国育龄妇女应平均每人生育2.2个孩子，才能保持德国人口的稳定发展，而现状是只有1.37个。为了鼓励妇女多生多育，德国联邦家庭部长最近又提出对现有家庭补贴形式进行改革，改革后的形式称为父母补贴。根据新的父母补贴，具有高等学历、收入亦高的妇女生育孩子后得到的补贴也高。
补贴高了就会多生孩子吗？
德国政府给予家庭的财政补贴并不低。在世界范围内，德国用于家庭的财政补贴也属领先地位，在发达国家行列，只有卢森堡的这项补贴高于德国。在税收方面，比起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对于家庭征税也宽松得多，然而无子女率在德国却是最高的。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出生率最高，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美国政府用于家庭的财政补贴只占国民收入的0.51%，而德国的此项支出为2.73%，高于美国5倍多。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政府不断给予经济鼓励，不断提供补贴比例，德国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德国35岁至39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中有40%多的人选择不要孩子，可以说政府新提出的改革方案充分考虑到这一社会现象，而且引申到更深层次的考虑，即未受过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其生育的子女受教育机会也相应较差，这一群体的增大对社会发展不利。经过改革的父母补贴如果付诸实施，高学历、高工资的从业妇女在生育子女后得到的补贴比未受过高等教育妇女的此项补贴要高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鼓励高学历女性多生育的目的。
但有识之士认为，光靠经济手段不能真正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保证高学历女性产后重返工作岗位。例如，一个银行的女性经理，生孩子后需要大约一年的哺乳期，根据新的父母补贴，这位女经理在哺乳假期间，每月可以领取相当于她产前净工资2/3的补贴。但按照德国惯例，妇女有了孩子后一般都在家带养孩子3年。3年时间，各行各业势必发生很大变化，专业知识的更新尤为迅速，这位银行女经理在离岗3年后要适应金融行业的新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想重返原领导岗位更是难上加难。可见钱对于高学历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不是主要因素，重要的是应建立一种让妇女解除后顾之忧的机制，如使这类妇女产后能够及时得到再培训，同时用人单位保证这些妇女能够重新返回原工作岗位。
生儿育女不能光靠国家
德国家庭部长之所以推出前述家庭补贴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是汲取了瑞典的经验。瑞典曾是西方国家高生育率的楷模。它在150年前就成立了托儿所，至今所有学前儿童都免费享受全日制托儿所或幼儿园的照管。瑞典政府为每位享受一年哺乳期的妇女支付80%的工资，同时要求父亲一方在一年的产假中至少休假2个月帮助带孩子，以使女方有时间去适应重新就业。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鼓励了瑞典育龄妇女的生育积极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人生育两个以上孩子，居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之最。但由国家全负担起来的养育儿童的政策也开始显露弊端。据华盛顿人口基金会调查，瑞典的人口出生鼓励政策已风光不再。原因是，一段时间内本不打算要二胎的夫妇，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刚生完第一胎，未加计划地紧接着要了第二个孩子，致使上世纪90年代达到生育高峰，但这一高峰期持续时间不长，到了2000年每位瑞典育龄妇女平均只生1.5个孩子。现在瑞典的人口出生率依然达不到正常的人口增长要求。
究竟有何高招能刺激西方国家的人口出生？奥地利人口学专家明茨教授认为，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于孩子出生后由谁照看。职业母亲生育子女后，最令她牵肠挂肚的是她离开家去上班时孩子是否由可信赖的人在照管。明茨教授不赞成由国家即公办单位来解决孩子的照管问题，而是主张美国的模式。在美国有一个巨大的照料婴幼儿的自由劳动市场，年轻外籍人是这一劳动市场的主力军，职业妇女可以根据需要雇用到长年带孩子的保姆、全日制保姆或小时工保姆，且价格相对低廉。婴幼儿照料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的育龄妇女最多时每人平均生两个孩子。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育龄妇女一直以平均生育1.9个孩子长居除墨西哥和其他个别拉美国家以外的出生率之首。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美国除了有良好的照料婴幼儿的劳动市场外，其他优越条件也有助于保持较高出生率，如全日制小学、产后妇女灵活的就业时间、宽敞的住房等。同时美国所采取的家庭政策是鼓励公民自己承担起生儿育女的责任，与眼前经济利益相比，更注重类似养老保险等未来投资因素。而在德国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权衡眼前经济利益似乎成了人们选择是否生育的关键。因此，在德国恐怕政府为育龄家庭补贴再高，也难以提高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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