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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前总统助理莎拉·韦丁顿博士
| | | 她用自己的经历生动地讲述着妇女“要做”和“能做”的故事。 为女性推开一扇更大的门 ——记美国前总统助理莎拉·韦丁顿博士 身着紫色套装的韦丁顿胸前佩戴了一枚白底黑字的圆形徽章,上面只有两个词:“相信女性”。这种别致的表达加上极赋感染力的讲话,使她在不久前召开的中美妇女问题研讨会上,迅速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发言中,这位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特别助理如是“忆苦思甜”:“我们那年代,女孩子打篮球,球场只有现在的一半。”而在讲到女性地位的变化时,她引用的是段场景对话: 男孩:戴着听诊器,手里还拎着装备齐全的医用工具箱。 女孩:“好的,你当医生,我来当卫生部长!” 会议期间,韦丁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从她个人从政和生活学习的角度,对“相信女性”这两个词做了生动而细致的诠释。
从“小甜妞”到第一位得州奥斯丁女议员 27岁时,韦丁顿一度被人叫做“小甜妞”。不过,这可不是韦丁顿博士心仪的称谓,尽管她长发飘飘,风度可人。 “小甜妞”是她的竞选对手在选举期间对她的称呼。韦丁顿回忆,1972年,她参加了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议员竞选。竞选过程中,一位傲慢的对手根本不称呼韦丁顿的姓名,而是以此来表达他对女性对手的不屑。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作为唯一的女性,韦丁顿在4位候选人中高票胜出,成为得州首府奥斯丁第一位州众议院女性议员。对手们的确小看韦丁顿了。 早在1967年,韦丁顿就获得了得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1965年,她不放过在得州议会当职员的任何一个机会,观察和了解议会的工作程序。她告诉记者,那时她就想:“男人们干的这些事,我都会呀!” 和她有同样想法的,是她的一帮有类似秘书经历的女朋友们。她们对女性当时的状况相当不满。比如,即使是有工作的妇女,也只能在父亲或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贷款;比如,怀孕的教师必须辞职;再比如,堕胎违法等等。这些20几岁的姑娘们想扭转这种局面。 起初,她们采用传统手法,去州议会游说,阐明她们的主张。但大多数议员对她们视而不见。韦丁顿们渐渐明白,只有参加竞选,妇女在议院这个立法部门有了一席之地,她们认为重要的议题才有可能提交到议会讨论的桌面。 于是,借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韦丁顿和她的朋友们开始边学边干。韦丁顿博士说,因为她有学法律的专业背景,同伴们将她推到了竞选前台。她于1972年2月正式与另外3位男性候选人一道,角逐同一位置。 交了100美元的申请费后,韦丁顿将自己的家作为竞选指挥部,她丈夫将自家的车身都刷上“请选韦丁顿”的广告。她和同伴们更是挨家挨户地找每一个到了法定年龄的选民恳谈。因为缺少经费,她们的原则是,不花没有的钱。她们靠自制干辣椒积累资金,力争少花钱,办成事。她的竞选标识是一位志愿者设计的,采用了白色和紫色,并将“请选韦丁顿”的口号浓缩成花瓣形,韦丁顿博士显然对此相当满意。她认为紫白相间,非常醒目,而且尚未被人这么用过,显得独特、新颖。在和选民的见面会上,她们准备了食物和音乐,在轻松惬意而又人情味十足的氛围下,选民尤其是很多她们希望争取的女性选民倾听、了解并认同了她们的政治主张。 在街头散发竞选宣传册是拉近选民距离的有效方法。但尴尬和不快也时有发生。韦丁顿的回忆是,有的人刚从你手中接过小册子,没走多远就当废纸扔掉。但也有人很关注她们,正是这些人的微笑和良好的祝愿让韦丁顿她们坚持到了最后。 1972年11月,韦丁顿竞选成功,1973年1月,28岁的她正式走马上任。因为她的真诚,因为她的政绩,她又连续两次顺利通过选举,在议会连任,直到她调入华盛顿。
从白宫椭圆办公室到癌症康复医院 在她的任期内,她协助通过了一项妇女享有平等信用的法案和女教师休产假法案。1975年的《得克萨斯月刊》杂志在评选10位最差议员的同时,排出10位最佳议员,30岁的韦丁顿是其中之一。杂志认为,作为律师的韦丁顿议员,在使堕胎合法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杂志称她始终致力于类似强奸法案等妇女问题的解决,但又绝不是“单一问题”议员。 1977年,她成为美国农业部门的法律总顾问,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出任此职。1978年到1981年,韦丁顿博士作为卡特总统的特别助理入驻白宫椭圆办公室。在担任总统关于妇女问题的顾问期间,她可以利用政府资源,改善美国妇女的生活品质。拿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直在努力为妇女推开一扇更大的门。 她同时还负责邀请美国各州的各界人士定期到白宫参观,与总统见面、合影留念。她看到的情形是,每一次,人们都格外珍视这个机会,由衷地期盼得到和总统合影的照片。就她个人而言,她对白宫的深刻和美好记忆主要来自卡特总统的为人。她称卡特是“道德楷模”,是唯一一位在离任以后仍不遗余力服务公众的美国总统。她说,卡特为穷人提供居所,还一直致力于推动非洲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谈到妇女问题,谈到个人经历,韦丁顿女士始终情绪高昂,让人感到她总有使不完的劲,她总有应对和化解任何难题的招。 1981年,卡特竞选连任失败,她不得不离开白宫。她说,那是她最失落的一段日子。她用最短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职业坐标,开始了她在美国各个大学关于女性、关于领导艺术的讲演。她说,她要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下一代。来京前,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为毕业生做了一场报告。 20年后,2001年4月,56岁的韦丁顿被确诊为乳腺癌。她说,这对她来说不只是打击,更有一种恐惧。1994年,她的妹妹因此过世!但在手术和化疗放疗期间,她不抱怨,不消沉,坚持给报纸写专栏。她把藏匿体内的癌细胞称作“本·拉登”,还说自己从得克萨斯肿瘤中心拿到的“毕业证”是集“勇气、决心和平静”的最高学位。 作为3个孩子中的老大,韦丁顿自小显露出她的领导才能。从中学到大学,她都是学生组织的头头,还是好几个协会包括学生烹饪家政协会的主席。几岁光景,就面对2000多名观众登台演唱。她特别感激父母鼓励和支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支持她学习法律。她说,这相当不容易。在她200多位法学院同窗中,算上她自己,只有5个女生。 而现在,在法学院,男女学生,平分秋色。这不能不说是韦丁顿们榜样的力量和讲演的功效。如今,这种力量还在延伸。韦丁顿女士现在是得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副教授,讲授“领导能力”和“性别歧视”课程。 20多年来,她把她的激情经验和爱心全部奉献给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没有养育儿女的韦丁顿女士微笑着告诉记者,她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她说:“那些学生都是她的孩子。”(王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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