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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狂喜和发抖（2）
| | | | 我将永远记得和我丈夫相识、结婚时的快乐，我们在认识不过3个月的时候就决定结婚了。当我在达特茅斯(Danmouth)做医学学生时，他是我的外科实习医师。他看起来像个希腊天神，我深深地被他的注意所陶醉；特别是因为我不能肯定我的哪些方面吸引了这样一个有长青藤联合会、乡村俱乐部背景的英俊男人。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被他感动了，这是我在其他男朋友那里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在我们结婚的前5年里，只要见到他，我的膝盖就会颤动，在这个星球上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和他结婚。记得我在许多高楼顶上呐喊着我
对他的爱——这种激情可不是一个安静的、用功的、代表埃利科特维尔中央学校1967班做毕业演说的优秀学生所具有的特征。
然而，他却很少表现他的情感，而且是相当明显地缺乏这种渴求。当我们两人同时出现在外科实习课时，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在我们工作时，他在涉及到我时似乎很不自然，当我试图表现我的爱慕时，他通常表现得很冷淡、很疏远。这让我奇怪，也伤害了我，因为当我们俩偶尔在手术室外遇见时，我总是骄傲地向我的病人介绍他。但是，我告诉自己，正是由于我的爱和关注激励了他，他才会变得更有责任心，在感情上更加可取。
生育期：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
当我有两个女儿时，我丈夫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我的生活却成为了斗争——这件事是数百万女性将从她们的经历中认识到的：当我努力寻求满意、有效地养育孩子的方式，继续从事我热爱的医生工作，同时做个好妻子时，生活就不能不是一场战争。然而，对我们两个人而言，这些都是快乐的时光，我们从一开始就喜欢我们的孩子，与她们分享各种欢乐——周末散步，家庭假日，每日与两个漂亮的、成长中的年轻生命进行简单的日常接触。
有时我的确为我为家庭所做出的贡献和我丈夫的付出之间的差异而恼怒。当孩子们小的时候，有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工作时间短一些，这样我就不用放弃我深深喜爱的妇产科工作了。他回答说：“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业余的矫形外科医生吧?’’我是没见过，但是我想只要他有那么一点想法的话，这一切并不等于不可能。但是，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像其他女性一样，我是转换的主要角色，我必须调整我自己的需要以适应家里其他人的要求。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早期，我也不断意识到婚姻对我的不公平干扰，是我们社会文化不公正的反映。我见到很多像我和我丈夫这样的人，在经济上和教育上处于同等基础结婚的人，甚至像我们一样两人干同一种工作的人，经常是一旦有了孩子，太太就在个人时间和专业成功等方面做出牺牲。
在我经常精疲力竭的那些年，我开始将一些关于促进女性健康的想法变为行动——同时小心地不在家中过多地谈论这些想法，我知道我丈夫不喜欢这些想法。受我自己和我患者经历的鼓舞，以及我的想法可以使人们生活不一样的信念的支持，1985年我和另外3位女性开始了建立女性健康中心(Women toWomen)的冒险。“女性中心由女性管理，并为女性服务”的设想在当时实际上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中心的使命是帮助女性了解思想、身体和精神上的统一，使她们看到精神的健康和她们身强体壮的联系。我希望能够提供给女性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她们可以倾诉个人的故事，以便能找到新的、更健康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有时这将涉及挑战现实，因为文化的不公正迫使女性的身体和精神付出代价。在我实践这个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新的医学形式的同时，我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有正常的、快乐的家庭生活，同时有一个具有传统医学观点的丈夫，他在相同的社交圈里活动，为我提供一种保护。这使我在我的那些想法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觉得“安全”。
为了女性健康中心，我和3个伙伴买了一套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这所房子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实践中心。我们都同意将自己的丈夫排除在新的冒险之外，以免他们的加入会削弱我们的热情，并且软化我们成为商务女性的信心。
当然，至少在我这方面，这一切并不表示我不期望我丈夫的支持。我很清楚地记得，在这座建筑和周围场所开始修整的那天，两个推土机停在那里，到处都是工人。就在那时我突然觉得整个项目变得真实了，我意识到现在我和我的同伴将承担所有这些费用，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一反常态地冲着我的丈夫请求帮助，使我的担心平息下来。“我很惶恐，”我告诉他，“我不能肯定我能做成这件事。”他回答说：“我讨厌它，你没有能力这样干。”我很快认识到，求他帮忙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在我不同以往的、危险的、精神脆弱的那一刻，他的反应只是增加了我在孩童时培养的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反对精神需求，并且被教育得坚定不移。在我们家里有一句爱说的话是：“不能要求干轻活，只能挺直更坚强的脊梁。”所以我和往常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挖掘自己内部的潜力，自称我“并不害怕”。
实际结果是女性健康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工作在患者中引起了反响，中心在众人的称赞中稳固地成长。我对自己所做的是那样的激动，但是我却无法让我丈夫对我从事新的临床实践产生兴趣。虽然我们确实有足够的相互感兴趣的其他领域，但我不认为这些兴趣能让他的态度转向赞同我的工作。事实上，我为自己能延续与一个美国医学协会会员的爱情关系而骄傲。回顾以往，我知道在和我丈夫结婚时我许下了一个秘密的大概是无意识的
誓言，我会做任何一件将这桩婚姻进行到底的事情，并且做一个他所希望的女人，但我也要从事我喜爱的工作。我所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丈夫在我的生活中似乎继续充当着我母亲的角色。这个事实是20年后当我将要进入绝经期时我才开始明白的。
直到那时，我在婚姻中持续扮演着努力照顾孩子的角色，而我丈夫充当着我的遥远的、精神上的、并不存在的母亲的角色。我生活在一个有开朗、强壮的兄弟姐妹的家庭，他们每个成员都爱利用生活中的每一时刻，全速冲上山岗，滑下陡坡。我是家中一个安静、敏感的孩子，经常离开大家独自到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听音乐，看童话故事，坐在火炉边幻想或是向外凝视海洋，更多的是了解我们喧闹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母亲总是忙得顾不上我。虽然父亲支持我学习，但是他像大多数他那个时代的男人一样，把父母要承担的事全推给了我母亲。
渴望得到母亲的称赞，我要好好表现来努力得到她的爱。所以我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从不惹任何麻烦，使自己成为母亲的小帮手，做饭、洗衣服、为假日晚餐收拾出一片空地——做任何一件我认为能证明我价值的事。直觉告诉我，我的母亲有些痛苦——虽然我在许多年以后才能懂得这种痛苦的本质，我试图在帮助她时能够安慰她，就像以后我在婚姻中努力医治我丈夫童年时代的创伤，给他充分的爱，以使他可能克服早年的恐惧和伤害。
就在那时，我企盼老师的称赞，这种赞许是我在家中得不到的。我对赞许的追求让我在学校里成为典型的超级优等生。这个模式将贯穿从医学院到我婚姻生活的整个过程。
最后，就像我转向学校的老师寻求我在家中得不到的支持和赞许一样，有一天我将转向其他人而不是我丈夫来满足我感情上的需要。但是直到我开始自我教育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我婚姻破碎时达到顶点，我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像我母亲那样，我丈夫实际上看不出，或许也不能鉴别我是怎样的人，事实上我也从不期望他能做到。我在这样的假设下生活，我根本不值得被这样特别的人所珍爱。
如果我感受到更多爱的价值，我将永远不会选择像我丈夫那样的人。在我遇到他之前，我接触过的一些男朋友的确赞赏我，高度评价我。但是，当你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必须赢得爱——通过你自己在生活中取得优异成就和把一些人从他们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两个方面赢得爱，那么你将吸引一个也向你反射出这种信仰的人。不可避免地，一个支持我的年轻人并不是我希望的人。我恰恰希望一种感情上的不可能性，这如同家对于我一样——然后我得到了它。以这种方式，我丈夫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伙伴。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不能责怪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当我能够改变我的精神时(在最基本的一些方式上从内部向外变化)终止了我们生活伴侣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母亲和我解决了很多旧的矛盾，现在我们比以前更亲近。为什么在中年婚姻面临改变当我们观察这种文化背景下亲密的家庭关系的典型动力时，可以有根据地说，绝大部分养育、支持等次要角色，多数情况下的自我牺牲都落到女性身上。是的，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普遍的是女性在团体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竞争舞台上获取了高层位置，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事业上的成功都必须有利于家庭。好像走下坡路的，或返回去的仍然是女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妈妈之路”(mommytrack)这样的术语。
事实上，生育期女性的生理特性确实是倾向于鼓励女性以牺牲其他兴趣为代价而去处理家务。但另一方面也是事实，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氛围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种倾向。这会导致当激素的堤坝崩溃时，被压抑的怨恨不可思议地汹涌而出，一个女人突然明白了她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
在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数年中出现的感情变化感觉起来像地震般可怕，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习惯于认为我们处于被动地位的人。抵制外部力量引起的变化是一回事，当变化来自内部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依赖的舒适家庭的每一件事，包括你的个性，正在从内向外变质。只有两个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突然的、剧烈的改变：在整个生育期不理会社会的和文化的支配，这样当你到了绝经期时，你已经使很多大声喊叫着要在中年做出的变化发生了作用；或是在接近绝经时忽视你个人的才智，忽略它对真理和创造性表现的追求。后一个过程对你自己
的健康和你伴侣的健康将产生重大损害，但没有涉及你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除了相互尊重和爱以外的其他一些事情的基础上。
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更能决定性地在身体和感情上影响我们。能使我们——实际是推动我们联系其他人神经中枢的路径，在童年早期便排布在我们的大脑中。在这个关键阶段我们得到的经验将影响我们的神经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发育并存在于我们的一生之中。例如，充满爱心的看护满足我们婴儿时期的需要，在我们饿了、凉了、湿了或害怕而哭闹时，她负责喂养、换衣、安抚、摇动我们，令我们对自己有良好的感觉，对外部世界充满了信任。我们的需要已经被合法化，我们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满足了我们对感情的渴望，
她的服务如同对我们价值的认可。的确，母性的生物化学支持这种结果。在一位快乐、健康、殷实的母亲身上，与生育、喂养有关的激素使她落人对婴儿的爱中，并无条件地满足儿童要求被爱、被接受的意识。
然而有时我们的父母自己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条件的爱，因此也许不可能把这些给我们，那么我们的哭叫可能会没有人理睬，更糟的是被坚决地否定和忽视。这时我们会感到外部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似乎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有威胁性的。
我们在儿童发育时培养的对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感情逐渐进入到我们大脑的线路中，在那里它们继续影响我们一生对关系的选择和反应。它们是我们基本感情的一部分，容易被接近，可以自由地表达，有时更可以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未被早期经历补充的这种感情趋向于消逝，没有大量的努力或是心理治疗的帮助，我们就会无法获得。
无论你怎样定义成功，你成功生活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你与其他人的关系状况。如果你对生命中的某一部分不满意，改变你的当前关系、改变老的关系线路的惟一方法是暴露它们，学习在年轻时你的大脑如何安排这些线路。一旦你对你的出生和成长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这就变为可能，尽管这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 ．
但是变化只能出现在你认识到是你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你感觉到这样的情绪，选择这样的伙伴，采用这样的活动方法。答案在于生命早期的这些经历，它们过去是你神经线路的建筑师，现在生活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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